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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喜忧参半的中国幼儿教育

喜忧参半的中国幼儿教育

内容提要:改制后的幼儿园,为了补充教师流失的空缺,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素质不合格的人员来做教师。改制后,不但教师的工资改掉了一半,就连幼儿享有的受优质教育的权益都给改没了。
幼儿教育喜忧参半

    对于中国幼儿教育的现状,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晓霞用了一个词,那就是:喜忧参半。
    说喜,那就是:
    ——近年来,我国幼教事业得到了迅速、健康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幼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幼儿教育的定位已从过去的“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提升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
    ——幼儿教育的规模逐渐扩大,适龄儿童的入园率迅速提高,城市基本解决了儿童“入园难”问题,农村儿童有了更多的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在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办园体制、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充分调动了社会举办幼儿教育的积极性;
    ——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教师的学历水平、专业能力不断提高;幼儿教育质量和水平也得到逐步提升。
    然而,幼教给人带来的忧虑也不少。
    近年来,学前教育事业出现了滑坡。从1995年至2001年,全国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幼儿入园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根据《全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实施意见》的要求,“九五”期间幼教事业发展的总目标是:2000年全国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园率达到45%以上,但是到2001年仅为33.62%,比“九五”规划目标低了11个百分点。
    冯晓霞说:“幼儿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与经济、社会、教育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还不相适应;经费投入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学前教育行政管理薄弱;教师的编制、工资、医疗、培训等缺乏应有的基本保障;目前有的地方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做法,将幼儿园推向市场,减少或停止投入,甚至出售;各种社会力量办园的条件、权利和行为缺乏应有的规范,等等。”
    冯晓霞最后说:“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将对今后幼教事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幼教经费谁来管?

    在我国,学前教育同其他各类教育相比,国家投入的经费是很有限的。
    现在能看到的2001年我国幼教经费总支出仅为60.3亿元,只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1.3%,维持在1993年的比例上,却比1997年的1.4%还要下降0.1个百分点。
    正是因为经费的不足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2003年7月,本报刊登了一封来自江苏省宿迁市幼儿园教师的呼吁信,他们反映宿迁市的教育改制先从幼教开始,置国家和省里的有关文件规定于不顾,将全市所有公立幼儿园全部拍卖掉,连省级示范幼儿园也一个不留地强行进行改制。能卖则卖,卖不掉的,则强迫教职工参股,不出股的则不给就业岗位。致使许多幼教战线的优秀教师由于拿不出股金而挥泪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
    改制后的幼儿园,为了补充教师流失的空缺,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素质不合格的人员来做教师。改制后,不但教师的工资改掉了一半,就连幼儿享有的受优质教育的权益都给改没了。
    不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也对此进行了曝光。
    溯本求源,就是因为国家和地方在幼教方面的投入太少。
    在浙江的山区安吉县,因为各级政府领导对幼教不重视,幼教没有经费来源。无奈,他们采取了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通过承诺“谁投资,谁受益”的方式,发动从园长到教师的积极性,从而解决资金问题。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我们的“幼教事业出现了滑坡”。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秘书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王化敏老师说,“当前我们在经费上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是:一方面教育投资的总量不足;另一方面幼教投资在教育投资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均无幼教专项基金。”
同时,王化敏老师认为,资金数量相对不足,固然是客观的限制,但是对于有限的资源,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有效地、公平地使用和分配的问题。而目前我国在幼教经费的分配问题上,存在着极端的两极分化和马太效应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地区只好实行“幼儿教育券”政策。
    针对幼教事业出现的滑坡,教育部幼教处姜瑾处长说:“教育部最近提出了近几年努力方向,包括建立督导制度、加强立法工作等。”
据姜瑾处长透露,目前幼教立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幼儿教育有“三病”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中国幼教机构刚诞生20多年的时候,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他指出中国的幼儿园害了三种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
    我国第一位学前教育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张博认为,当前的中国幼儿教育仍然存在着这三种病。
    一、外国病:在中国幼儿教育的实践上,外国的东西最容易受到欢迎,尤其是那些能具体操作的东西,比如蒙氏教育、奥尔夫音乐等等。而一些基于本土文化的研究成果则遭遇到冷落,更谈不上大力推广了。其实,现代中国幼教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够实际应用的话,确实能够解决中国幼教面临的问题,比如综合主题教育研究、幼小衔接研究、幼儿素质教育研究等。
    二、花钱病:在城市,一个孩子上幼儿园所需要的月费用,相当于家长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幼儿园教育阶段的费用是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乃至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费用最高的,不知道要超过小学多少倍。除了上幼儿园的费用外,孩子的家庭其他开销也非常可观。
    三、富贵病:今天的孩子被视为掌上明珠,被称为“小太阳”、“小皇帝”,不仅幼儿教育得了“富贵病”,孩子也得了“富贵病”——高级童车、高级玩具、高级服饰必不可少。除了高消费外,孩子越来越懂得享受,变得养尊处优起来。幼儿园的环境也越来越“干净”,各种自然物已经变得难得一见了,高级材料的地面掩盖了一切;孩子更是不得了,全家齐上阵伺候一个孩子……
    在谈到介绍和引进国外教育经验时,华南师范大学的专家华爱华也说:我们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的教育经验时,常常会有偏差或误解。比如介绍国外幼儿园在大力推行双语教育,所以我们也要求必须加强外语教学,却没有分析国外双语教育是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尊重教育,而我们则将外语作为一种工具对孩子进行训练。因此在进行教育的国际交流时需要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再去进行借鉴。

“幼儿园里游戏越来越少了”

    说起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刘焱教授十分感慨:“在幼儿园的教室中,游戏在迅速地减少,使用笔和作业纸的现象在急速增长。”
    刘焱教授说:“幼儿园在帮助孩子照看孩子的传统功能之外,已经成为‘教育机构’。‘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希望通过这种‘提前开始’的学习,使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占据优势。”
如今,在理论上和口头上重视游戏,而在实践中轻视与忽视游戏,已经成为当今学前教育领域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
    在美国,教师指导孩子进行的适宜于孩子发展的游戏活动时间不超过50%。在瑞典,尽管游戏在理论上受到推崇,但在实践中并不占优势。对于儿童的游戏,成人表达出来的兴趣与他们实际的态度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
    而在我国的幼儿园,家长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送孩子到幼儿园是受教育的,不是来玩的,为什么总搞游戏?”
面对这样的问题,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知道该从哪儿跟家长说了。
    刘焱教授说:其实游戏本身是具有教育性的,游戏不仅是自然性活动,也是教育性活动。成人对孩子的期望和目标,其实也都能渗透到孩子的游戏中去的。而把学前的游戏教育向学校教育倾斜,这对儿童的成长是不利的。
    因此,刘焱教授认为,作为幼儿园应该保障幼儿游戏的环境,保护好儿童的童年。著名幼儿教育学者陈鹤琴说:“幼稚园应当是儿童的乐园”,而我们就更不应该把“园”当成“学校”了。
    谈到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刘焱教授说:“虽然我们的幼儿园已经把游戏的舞台搭好,但游戏教育仍不被看好,所以我们的学前教育专家应该注意加强游戏教育的研究。”
幼儿园教研活动谁来保证?

    提起教学科研,中国的学前教育研究是有着很好的根底的。在80年前,被誉为“中国幼儿教育之父”的陈鹤琴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儿实验中心。他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活教育”的理论体系。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则是中国近代农村幼儿教育研究的先驱。
    今天,我们的学前教育科研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是有许多问题。
    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管理系专家王雪松说,在我们的幼儿园,教研活动的开展往往很难得到保证。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90%以上的幼儿园都已经建立了园内“教研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落实情况令人忧虑。在调查中发现,目前许多幼儿园还不能保证园内教研活动的经常性开展,在幼儿园工作任务繁多的情况下,园内教研工作被“挤掉”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教研活动就不了了之了。
    教师缺乏参加教研的积极性。很多教师认为“教研=负担”。在对教师进行访谈时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明天的教具和材料还没准备完呢,哪有时间去参加教研活动”,“老是搞教研,还不如用那些时间集体备课呢”。这表明,在我们不少教师心中,教研活动仅仅是一项他们不得不应付的工作,是他们“本职工作”(保教工作)以外的一项负担。即使参与教研活动,许多教师也是“参而不与”。
    目前幼儿园教研工作形式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教研活动以“读”文章为主(即教研组长组织教师们通过“宣读一些相关文章,然后就文章内容展开一定的讨论”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教研活动)。即便教师全部专心致志地听文章,教师又能对文章的内容真正理解多少?之后的讨论又有多少是有效的?
    目前许多幼儿园的教研工作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目前园内在研究什么内容,该方面的工作就做得较好,而一旦研究内容更换,原有的成果就逐渐消失,甚至回到原有的水平。出现这种“短期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研究过程和教研成果未能引起教师教育观念上的根本改善,没有使教研的成果能够成为一种经常化的管理行为是主要的原因。这种认识上的落后往往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开展教研工作的过程中缺乏对其规律和方法的主动探索和认识,甚至使一些幼儿园的教研工作变成了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设的一个十分形式化的园内工作制度。
    上述问题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幼儿园教研工作状况不容乐观,其总体上缺乏实效的现状,使得它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其在提高保教质量和师资素质方面应有的独特作用。


附:
中国幼教百年备忘录  

    ▲清末“洋务运动”后期,两湖总督张之洞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办新式教育。湖北巡抚端方于1903年9月在武昌创办湖北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学前儿童教育机构正式诞生。
    办园方针和方法均采用日本模式,特聘请3名日本女师范生任教。
    在幼稚园的《章程》上规定,其保育教育任务包括发展身体、开发智能、培养行为习惯三个方面。同时规定招收对象为5~6岁儿童,学制一年,收托时间为每日3小时。开设的科目有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戏7项。
    入园除饭费外,其他如服装、图书等均由官备。
    幼稚园内附设女子学堂,培养幼稚园“保姆”,招收15~35岁女子专门学习保育学科。
    湖北幼稚园后改称为蒙养院,原址现为湖北武昌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1903年,张之洞等人草拟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包括《奏定蒙养院及家庭教育章程》,于1904年初正式颁布。《章程》将幼儿公共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列入学制系统。这是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
    ▲1912年,由蔡元培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幼儿教育机构的名称为蒙养园,招收6岁儿童。
    ▲1922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通过了“壬戌学制”,规定在小学下设幼稚园,接受6岁以下的儿童,从而确立了学前教育系统作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1939年公布了《幼稚园规程》,1943年又将《幼稚园规程》加以修改,改为《幼稚园设置办法》。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实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学制。新学制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幼儿教育。规定学前教育机构为幼儿园,招收3足岁到7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
    ▲1953~1965年,这一阶段的学前教研经历了稳步发展阶段、盲目发展阶段和整顿调整阶段。1961年后,幼教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幼儿教育事业得到了正常发展。
    ▲1979年7~8月,教育部、全国妇联等几个部委召开了全国托幼工作会议。会议是针对粉碎“四人帮”后托幼工作中存在的园所数量少、保教质量低、场地小、房屋设备差,保教人员社会地位低、缺乏专业训练等问题而召开的。国务院以文件形式转发了会议纪要。随即决定在国务院设立托幼工作领导小组,由陈慕华副总理任组长。
    ▲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幼儿教育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关幼儿教育的专门会议。
    ▲1989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经过6年的试行,于1996年3月正式形成了《幼儿园工作规程》。
    ▲1989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幼儿园管理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幼儿教育的行政法规。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1994年,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拥有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学博士点。刘晶波成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个幼儿教育学博士。
    ▲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10个部门制定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今后5年的幼儿教育的总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全国幼教事业发展的总目标是:学前三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55%,学前一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80%。


[ 本帖最后由 ourkids 于 2006-4-12 13: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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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也难怪现在本身就是一个一味追求名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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